近年来关于PE入法问题一直是业内讨论的焦点之一。近日在某私募法律问题峰会上多位法律界人士再度就此热议。PE入法之迫切性在业内达成一致，只是对于到底该如何纳入法律监管似乎依旧存在着诸多悬念。某人大法工委人士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表示，目前人大法工委还在就基金法的修订听取各方意见，二稿出台的时间尚不确定。

　　立法迫切性

　　目前来看，监管层就对PE这种“两头在私”的特殊金融形式，基本明确了不应按照公募基金的监管思路进行监管而应适度宽松。

　　但宽松并不等于零监管。中信产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胡腾鹤曾指出，从美国对PE的监管实践来看，投资人所持有的私人股权基金份额被视为证券的一种，投资者也会得到证券法的保护，而不仅仅是合同法的保护。尤其是如果PE管理人在募集基金时存在欺诈、误导，将承担证券法上的责任，而不仅仅是合同法上的责任。

　　《证券法》与《合同法》的区别在于：证券法默认投资者是需要特别保护的弱者，而合同法默认合同双方是平等主体，两者在欺诈的认定、举证责任以及处罚都不尽相同，即证券法的保护更加有利于投资者。但按照我国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，私募股权基金并不属于证券的定义范畴，PE投资者也无法得到证券法的保护。

　　从现实的迫切性，也需要将PE“入法”。国家检察官学院法学博士赵玉提出，从我国PE业的发展现状来看，由于PE行业准入门槛低，的确导致了行业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：一些PE机构恣意编造辉煌的从业经历和投资业绩，令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判读；还有的基金发起人在制作的募资文件中常常用“高回报”、“零风险”的误导性描述；更有不规范的情形，则是基金发起人通过媒体、推介会、传单、手机短信作为募资手段向不特定的公众募集。

　　入法之难

　　对于PE入法的切入点，目前学术界提出了三种“路径”：一种是将PE视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一种特殊形态，在《基金法》中进行规定，即统一立法，此前人大财经委的吴晓灵、朱少平均持观点；还有部分学者建议修订《证券法》，将其中“证券发行”部分进行扩充，使得私募纳入证券发行体系；还有第三种声音，则是主张将为PE/VC行业单独立法，尤其是对那些进行中小企业投资的VC进行单独立法。

　　上述三种“路径”也对应了不同的监管实体：前两种观点倾向于由证监会作为PE监管的主管部门，后一种观点则倾向于由发改委作为主管部门，即维持目前发改委的备案式监管框架。

　　今年8月，在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修订草案即将进入二次审议之际，发改委主管的创投委领衔国内25家PE/VC协会曾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“上书”，建议不要将PE特别是VC不加区分地纳入该法，而是应该为其分开立法。

　　作为对25家PE/VC行业协会上书的回应，9月6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召开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修订座谈会。央行、发改委、银监会、证监会等多个部委及部分PE业人士与会，会上各方观点交锋激烈，但并没有就那些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的PE/VC机构是否纳入基金法达成一致意见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称：对PE的监管模式应是“立法调整+工商登记+PE自治+行业自律+司法救济”的“友好型”模式。立法调整即是在基金法中为PE单独辟出一个章节，从而解决PE投资与证券投资的差别。他认为给PE立法的意义在于赋权，不在于监管。

　　而赵玉则大胆地提出应借鉴日本的“二元监管模式”：一方面国家发改委从2006年起承担了对创投、产业基金和股权基金主体的备案，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基金管理人注册监管；而私募股权基金募资过程所表现的认缴份额的发行，属于证券发行，应该由证监会对这个环节进行监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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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标题：法学家建言：PE急需法律规范与支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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